把「客家特色」與「在地文化」兩個概念相互連結，就是一種深具文化意義的創造。換句話說，擺脫客家沙文主義、不斷自我批判、自我解構，進而邁向多元繁盛的在地文化的客家運動，就是這種文化創造運動。台灣的經驗，值得回顧。

理解台灣客家文化創造性的根源在哪裡，或許是探究客家文化重建運動的重要起點。在此，嘗試從個人、社區、公務體系、國家與公共論壇幾個層次，探究創造力與實踐性的落點。

一、個人

個人，一方面具有游離性，一方面具有創新性。游離，使得客家文化逐漸虛弱、消逝，這也是過去自然發展時期，台灣客家遭遇的最大困境。幸而個人所具備的強韌生存本能，則在最不經意角落發展出客家文化的代表性價值。台灣客家新音樂，就是由少數的客家音樂工作者（如吳盛智、陳永淘、顏志文、林生祥等），堅定著「由我出發」、「唱我的歌」為信念，發展成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新文化。台灣客家新建築，則是另一項從個人出發的文化特色，謝英俊建築師從傳統客家、在地建築的關照中，體會到現代建築與傳統工法、參與式營造體系之間的關聯性，其建築哲思深具淺力。

此外，由個人所延伸出來的同志集體，則是擴大個人創造力的文化創造體，例如，《客家雜誌》的前身《客家風雲雜誌》，透過強烈的使命感與運動能力，主導了1988年的客家環我母語運動；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在「台灣」還無法成為登記立案社團之前，就以「地下組織」的姿態，推動「新客家運動」鼓吹客家人走出白色恐怖陰影、參與台灣公共社會的建構工程。

二、社區

社區，是一個最基層的保守力量與創新力量的拉鋸戰場。經過十多年的客家運動洗禮之後，保守的客家思維漸漸鬆弛，新一代的客家人，也漸從經濟的桎梏中脫身，漸漸從疏離的城市返回被昔日的自己（或父兄）拋棄的故鄉，從事土地耕耘與族群復振的雙重努力。屏東的新埤鄉建功村親水公園的塑造、高雄美濃愛鄉協進會的集體運動過程、雲林詔安客的文化堅持、台中東勢的客家文化協會、苗栗新故鄉協會、新竹九讚頭文化協會與人文公社、金山面與六家庄的社區營造、桃園觀音文化工作陣、三坑子社區再造、花蓮大富社區、拔仔庄的二次移民客家文化重建工作，以及大台北地區的客家社團（與同鄉會）之客家自我醒覺與城市客家認同運動等等，不勝枚舉的案例，在在證明了社區所發動的客家復興運動，多采多姿。

客家社區營造運動，乃是繼都會型態的客家運動之後，落實到生活現場的客家文化復振基礎工程。

三、公共行政體系

公共行政體系可說是社會集體力量的最末梢，必須等到整個社會有了共識，公共行政體系才會有所調整。因此，相對之下，其保守性比起個人或社區更為堅固，近幾年因為政黨之間的互動，或多或少激勵了公共行政體系的進步，在配合上級單位的情況之下，各級地方政府也成立了客家相關的族群專屬部門，至少在項目上，提供了更多元的客家公共事務的處理管道。然而，若對於客家文化的認知（尤其台灣客家文化）欠缺認識與體會，那麼仍難擺脫昔日官僚的形象，這也是未來台灣公共行政體系對於台灣客家文化應當努力的方向。

四、國家（中央政府）

按理，公共行政體系已經包含了國家（或說國家的行政執行者就是公共行政體系），然而，就目前為止，國家的認定仍有歧見，國民黨與民進黨前後執政，也可察覺期間政策的差異性，國家與執政黨、國家與公共行政體系之間，存在的模糊性，仍讓社會大眾處身相當程度的迷霧之中，究竟，公務人員應該效忠國家，還是執政黨？這是台灣政治從寡頭體制走向民主體制必經的陣痛吧！因此，我還是把具有特定政策取向的「國家」獨立於公共行政體系之外。當然，這樣的國家處境，也是台灣客家與其他族群共同迎戰、共同享有的條件。

從政策考量的國家層次的客家文化概念，應該可說是具體呈現在客委會的運作之上，整體而言，其理念超越了地方政府，超越了絕大多數的社區，然而，在個別的創意上，仍舊得仰賴基層的個人、進步的社區與開放的地方政府。唯有彼此互助、互動與相互激勵（所謂的夥伴關係），才有更具創意的國家客家文化政策。

五、公共論壇

促成個人、社區、公務體系與國家之間健康互動的夥伴關係，得依賴一個足夠堅實的公共論壇，這也是台灣民間社會重大的責任。過去，來自民間自救、自發、自助的公共參與機制，打造起來的台灣客家文化特色，應該當成一項深具未來性的啟示，任何國家體制都不該放棄聽取來自民間聲音的機會，換句話說，任何民間自發的價值，都應該存在著超越社區、超越國家的創造力的體認。

從幾個層面的創造力來源的探究，可以察知，創造來自底層、來自民間，來自自我實踐，也來自自我批判，而自由的環境與保障邊緣與弱勢的社會（例如國家體制）條件，則是客家文化創造力的保證。

作為族群意涵的「客家」，隱含著一種超越時空的「普同性」；然而，植根於特定土地的「在地文化」則具備一種「特殊性」。從普同性的角度來看，追究本源、確定原初特質，應當是重要的任務，而從特殊性的角度，本源與原初只是型塑「在地」的養分之一，還得依賴更多的在地條件，才能確保本原文化之延續。如何在在地與本源之間重新確認價值，當是客家與在地這一組相互差異、相互依賴的文化措詞必須更深一層挖掘的課題。底下以台灣與客家為中心，嘗試探究「客家」與「台灣」，以及兩者相連結之後，產生的「台灣客家」的新文化意義。

台灣客家特色的營造，大體而言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在1987年政治解嚴之前，可說是客家在台灣的自然發展時期，解嚴之後，客家在台灣啟動了深具本土性的文化復興運動。

前面所述的幾個特性，可說是從自然發展的過程生存出來的文化特色；而解嚴之後，台灣客家一方面愈來愈深切追求客家的族群主體性，另一方面也深深掌握到本土運動的集體脈絡，形成了以族群（兼顧族群始源性）為主體，以及以本土（涵蓋文化互動、政治參與與經濟紮根等諸多元素）為策略的深層價值的探源運動。

一、一九八八年還我母語運動

台灣的本土運動是重建客家文化的發動機，解嚴則是客家運動的先聲。1988年12月28日，上萬客家人（與客家的支持者）走上街頭，向社會與當局呼籲「還我母語」，從此展開長期的客家文化復興（與建造）運動。在全球客家史來說，絕對具有空前的意義。

起因是城鄉移動日漸頻繁、弱勢族群不管從實際的生計還是文化的認同，都受到強烈的打壓，都會（以台北為主）的客家知識分子有感於客家文化的「隱形現象」，主張國家必須認真面對，否則客家族群必將消亡。加上風起雲湧的本土文化運動的激勵，使得客家知識分子決定挺身捍衛自身的文化。

從大眾媒體、公共場合、語言政策到族群的公平性對待，台灣客家運動緊緊地把握著社會的脈動，一方面與福佬、原住民同胞並肩作戰，一方面強化自身文化對國家多元文化的價值感，終於能一步一步地將客家推上主流社會。比如，當中壢火車站實施客語播音之後，許多客家老人曾把火車站當成一個最優質的「文化俱樂部」，或許因為，可以在公共場所聽到客家話，就是一種過去想像不到的幸福感！往後，更進一步在火車上、飛機上、捷運上都可以聽到客語和其他語言擔當國人的共通語。

由此看，1998年的還我母語運動，不只是客家文化再造運動的發動機，也是台灣邁向多元文化社會的催化劑。

二、專屬的客家事務行政體系的建立

2001年6月24日，台灣成立全球第一個專責客家事務的行政機構，可以說是1988年客家運動以來最具代表性的里程碑。除了展現執政黨對客家文化保存、維護的使命感之外，也呈現了不分朝野對於客家文化疼惜的心態。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是一個客家族群事務的專責機構，既激勵客家人對於自己身份的認同，也提醒了不同族群之間的相互尊重態度，使得過去潛藏在底層的客家文化得以點滴再現。同時，也在政策的引導之下，重新確立了客家的多元價值。

2002年開始舉辦的「客家桐花祭」，不但捲起一股客家文化重建的旋風，也啟蒙了客家地景作為產業資源的集體認知。春天開滿山頭的白色油桐花，早已美麗了好久，可是，因為過去油桐樹只是單純的經濟產業，往後更成為連經濟作物都不如的「淺山雜木」，所以連帶使得大眾一度忽視了美麗白花所提醒的山林美學。

客委會以油桐花多數栽種在客家地區、栽種者多半是客家人為靈感，對於山林充滿了敬畏與感激之情，以向自然請罪的心情出發，舉辦了「客家桐花祭」，將北、中台灣客家的美麗純樸風貌推給國人，一時之間，客家文化的價值具體展現在山林原野之間，更開啟了鄉村的產業潛能，引領客家族群邁向創意產業之途。

三、客家電視頻道的創設

2003年7月1日，全球第一個客家專屬電視頻道開播，開台標誌採用青綠色油桐樹葉襯底的白色油桐花，除了展現新創客家文化節日的延續意義之外，也勇敢地「創造」了新的客家符號。客家族群公共電視頻道的開播，除了正面回應了長期以來客家文化界對大眾媒體上的期待之外，也在政治運動的角度，「創造」了截然不同的客家新文化。

透過電視，客家文化的發展當然還有待觀察，然而，從公共資源願意替客家建構這麼一個強勢的公共平台來看，台灣客家不只替自己的下一代埋妥文化承傳的根柢，也替全球客家文化的交流，投出一記好球。

首先得陳述，本文乃是從「台灣客家文化具有全球獨一的特色」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也是因為認識到，文化與地域之間的互動，所形成的全球唯一性，深信台灣與客家之間互動成的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