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疇：台灣紀錄片、綠色小組、非純、鄉土文學論戰、社會運動紀錄片

摘要：成立於 1986 年的綠色小組，隨著解嚴前後的社會條件生成，為了對抗三家國營電視台的偏頗報導，持起攝影機，參與、記錄了各式反抗運動現場，試圖突破媒體封鎖，還原事件真相，並在 1990 年因著生產條件改變，不敵市場運作與消費文化，轉型失敗而宣告解散。在成立 30 週年後的今天，綠色小組儼然已逐漸為既有論述視作「台灣新紀錄片」的始祖，且以此出發，發展出兩大台灣紀錄片的主要命題——現實主義美學與為弱勢發聲。本文旨在對這樣的論述形構與典範建立進行提問，嘗試看見綠色小組生命的完整性與不連貫性，以及「紀錄、傳播、戰鬥」三位一體之非純定位下的角色衝突與矛盾，分別從左翼精神與實踐、紀錄倫理、影像美學三個層面之非純特質試論之，進而指認延續「鄉土文學論戰」二分邏輯的錯誤認識，可能對綠色小組的歷史定位乃至台灣紀錄片系譜產生何等錯估。最後，本文介紹後續研究將拉出之「後綠色」方法，探討相關作品延續自綠色小組的非純之餘，如何回返至綠色小組的多重「弱影像」實踐，共同在紀錄踐行的過程中從持攝影機的人，成為（不）持攝影機的人。之中或許昭示著現實主義影像與紀錄倫理交織共構的台灣紀錄片論述，可能有另一種系譜想像。

這是一份進行中的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非常感謝世安文教基金會與評審老師的鼓勵與指教，作為後續書寫的支持與指引。在巴贊百年誕辰後的第一年，能與另一位獲獎者楊詠晴不約而同地回返巴贊，實在美妙且榮幸。得獎總是有些心虛，謹將此獎獻給薦引我走進南藝大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近日離去的朋友，以及我們共同的指導教授——孫松榮。